过去五年，中国避孕套市场规模缩水四分之一；同期情趣用品市场几乎翻倍，逼近两千亿元（人民币，下同）。两类性用品“一冷一热”分化，使网友一句调侃——“现代人的性生活不再需要另一半了”，成为中文社媒讨论的热点。
对于26岁的李小姐来说，看到这种现象“完全不意外”。这位深圳的金融从业者向BBC中文表示，“相对于老传统，年轻人更不耻于谈性，选择就会变得多元，取悦自己（的方式）也更多元。”此外，现在年轻人生活节奏快、压力大，“让我在遇到新的人时更少耐心去培养和建立更深的连结”。
受访专家认为，这种现象揭示，一些中国年轻人正从需要承担情感与经济重担的“双人模式”中撤退，转向更为廉价且可控的自我满足。人口学者向BBC中文表示，这一现象与中国人口进入“萎缩时代”恰好重合，并预示更长远的人口与经济后果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从1929年大萧条到2008年金融海啸，经济低迷期往往伴随避孕套销量激增，但在疫情后的中国，这一“避孕套悖论”失效了，背后原因又是什么？
现象：避孕套卖不动，情趣用品在“爆单”避孕套真的卖不动了。在深圳一家药房，工作人员反映避孕套周转周期明显拉长——以前大约两周就能卖完一批货，现在需要一个月甚至更久，进货量也相应减少。
这并非个案，中国范围内避孕套销量的持续下滑有数据支撑。
艾媒咨询发布的《中国避孕套行业发展报告》显示，过去五年中国避孕套市场规模大幅缩水。2020年疫情初期市场规模尚有208亿元，2024年已跌至156亿元，累计缩水 25%。这是连续第四年负增长，且业内预计2025年仍将延续下行趋势。
头部品牌的境况同样不容乐观。杜蕾斯天猫销量从2019年的372万件跌至2021年的84万件，两年暴跌77%。
根据天眼查数据，2020年至2024年间，伴随市场规模萎缩，中国避孕套相关企业累计注销7.8万家，平均每年有1.7万家企业退场。
避孕套销量下滑，是因为更多人选择生育、不再需要避孕？答案似乎是否定的。
小红书上一位网友的留言或许道出了真相：“不带套是不可能的，但不想做也是真的。”
这折射出一种更深层的社会心理——避孕套销量的下滑，可能意味着性生活在减少。
但另一组数据似乎在进一步说，减少的似乎只是“双人性生活”。
与避孕套的颓势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中国情趣用品市场的爆发式增长。同样来自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情趣用品市场规模已接近1942亿元，预计2025年将突破 2081亿元。短短五年，这一市场几乎翻倍。
这两组数据并置，在中文互联网引发广泛讨论。一位网友的评论“现代人的性生活不需要另一半了”迅速成为热门话题，精准捕捉到这场消费变迁背后的社会情绪——从“双人模式”向“单人模式”的迁移，从需要情感投入的亲密关系转向更可控、更低成本的自我满足。
对避孕套行业而言，未来的路可能更加艰难。自2026年1月1日起，避孕药品和用具将不再享受增值税免税优惠，多适用 13% 税率。
这一政策转向背后，是中国生育政策的根本性变化——过去为控制人口增长而对避孕产品免税，如今为刺激生育而对其加征赋税。但这一举措能否真正提振生育率，仍是未知数。它更可能产生的效果，是让一个本已萎缩的市场雪上加霜。
原因：“取悦自己”与“无力亲密”这种一升一降的消费变化，很难用单一原因解释，更像是多重力量叠加的结果。
在李小姐看来，避孕套销量下跌，首先与避孕方式的多元化有关。口服避孕药、皮下埋植、甚至避孕针等方式近年被不断推广，这些工具更强调把避孕的主动权交还给女性。
过去四年，短效口服避孕药的零售额和皮埋的使用量都出现两位数以上的增长，只是整体规模仍不算大——短效避孕药的市场体量约在10亿元左右，皮埋年使用量也只有40多万支。
她还注意到另一个变化：疫情几年间，社交媒体上性教育内容大量涌现，尤其是关于女性高潮的科普。“我和当时的男朋友看了很多科普，才意识到阴道高潮其实很难。”
她说，“后来我们开始用情趣用品，对我来说体验更好，对他来说压力也小很多。”
换句话说，即便在伴侣间的性生活里，情趣用品也在悄悄提高“出场率”。
李小姐还发现，在中国几乎每个情趣用品品牌都会从最基础的生理结构做科普，因为整个市场对这类知识仍然陌生甚至带着羞耻感。但经过科普，和上一代相比，“现在年轻人不再忌讳谈性，选择自然更丰富，取悦自己的方式也更多。”
在经济学和市场分析领域，有一个被频繁引用的“避孕套悖论”：经济越低迷，避孕套销量反而越高。这被视作“口红效应”的一种变体——当人们削减大额支出时，会转向廉价却能带来愉悦的小消费。1929年美国大萧条、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，包括韩国和中国在内，多国都出现过避孕套销量逆势上涨的情况。
但在疫情之后的中国，这条“铁律”失效了：经济复苏不及预期，仍处在下行通道，避孕套销量却不是上升而是暴跌。
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穆峥认为，这背后不仅是消费习惯的变化，更是亲密关系模式、青年文化与责任观念的整体重组。不断攀升的经济压力、高度内卷的职场竞争以及居高不下的房价，一方面推迟了结婚年龄，另一方面也削弱了人们维系长期关系的意愿。
许多年轻人从需要承担巨大经济和情感责任的“关系型亲密”中抽身，转向更个人主义、更可控的性自主与自我满足。
李小姐也承认，如今的生活节奏和社交方式让“独自解决”变得更普遍。“节奏太快、压力太大，遇到新的人，很难有耐心一点点培养感情，”她说，“大家每天资讯流那么多，要找到真正聊得来的对象并不容易。而且，解决性需求也不一定非得先变成情侣，那实在太麻烦了。”
穆峥进一步指出，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一段感情往往意味着巨大的情绪和经济风险，会严重透支年轻人在工作和生活中本已有限的精力。因此，当“自我关爱”被包装成一种赋权话语时，某种程度上也遮蔽了人们对亲密关系的非自愿撤离。这种撤离既源于内卷压力，也源于性别角色期待的僵化，尤其体现在那些既要在教育和职场冲刺、又要背负传统家庭责任的都市女性身上。
相比日本和韩国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速度和尺度催生了更为极端的竞争环境，也可能是中国出现“断崖式性萧条”的独特背景。
社交媒体小红书上一条获赞很高的评论，或许为这种心理画上了一个生动的注脚：“两个人到家都10点了，睡觉时间都不够，哪有心情搞那些。”
影响：“悬浮时代”的“慢性病”人口学者、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对记者表示，这一现象背后是人口结构的根本变化。他认为，避孕套销量下滑主要源于结婚人数减少、育龄人口萎缩；情趣用品暴涨则是适婚未婚人群扩大的直接投射。
归根结底，年轻人“不婚”是这串多米诺骨牌的起点。
这并非孤立的消费波动，而在与宏观人口数据相互印证。2022年中国人口减少85万，正式进入负增长；2023年人口数减少进一步扩大至208万。避孕套与情趣用品销量剧烈分化的过程，与这一转折期重合。
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而言，老龄化犹如一场难以治愈的“慢性病”。随着青少年人口占比收缩，全社会供养负担持续加重，养老金缺口日益扩大。对于身处其中的年轻人，这更像一个无解循环：生活压力剧增让他们对生育望而却步；新生力量匮乏叠加老年人低消费意愿，又导致经济活力减弱，推动社会滑向恶性循环。
易富贤用了形象的比喻：“人口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。无论执政水平如何，解决的都是‘做面包’的技术问题；而人口意味着是否还有‘面粉’。没有面粉，何谈面包？”
近年来，中国政府在尝试“止跌”。例如今年5月推出婚姻登记“全国通办”，不再局限户籍地，政策调整后，2025年第三季度结婚登记同比增长 22.5%。但易富贤对这种反弹持保留态度，并以离婚“冷静期”为例：离婚数从2020年的434万一度降至2021年的284万，但到2024年回升至351万，且2025年前三季度同比再增6%。
在他看来，行政手段或许能改变波动节奏，却难以逆转长期趋势。
易富贤对政策效应并不乐观。他表示，政府可以透过强制绝育和堕胎减少出生人口，却无法强迫人们结婚、怀孕。鼓励生育意味着政府必须在补贴、福利与教育等方面投入真金白银的大量支出。
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在关于“悬浮时代”的研究中也指出，社会高速变动带来“没有根基、缺少安全感”的“悬浮”状态，人们因此更容易产生身分迷茫、焦虑与对未来的不确定感；同时，都市生活的人际关系也更趋淡漠、离散、疏离，连结变弱。
在“悬浮时代”，政策需要面对的可能不仅是经济成本，也包括安全感与社会心理结构变化——这些因素可能才是影响年轻人对长期承诺与人生规划（包括婚育）的关键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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